元宵节刚过，雾霾再袭北京，让人们的眉梢不禁又皱了起来。作为碳排放大国，中国制定了单位GDP的减排政策。而之前热议的碳税话题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认为，中国要征收碳税，必须低起价、微调整。
纵观全世界，碳税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澳大利亚2012年7月1日开始实施碳定价，成为继欧盟、新西兰后第三个引入碳税的发达国家。但此项措施非议不断。澳政府宣布碳定价直接课税对象为年碳排放量超过2.5万吨的大企业，对居民生活无显著影响。但据澳官方测算，实行碳定价后，预计平均每周家庭生活成本增加9.9澳元，其中电费增加3.3澳元，燃气费增加1.5澳元。尽管政府为抵消碳税对普通人的影响，把碳税收入用于分类补贴，但生活成本上升是不争的事实。
澳大利亚企业也是怨声载道。矿业是澳支柱产业，碳税的征收导致这个行业投资降温，严重影响了公司的竞争力。再加上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澳大利亚的碳定价政策可谓内忧外患。在不绝于耳的反对声中，澳政府不得不在碳税政策出台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宣布一系列调整措施。
澳大利亚碳税政策为我国提供了前车之鉴。2009年财政部发布的《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中提出，碳税将先征企业后征个人。开征后同时减轻所得税等其他税负，使政府总的税收收入不变。这与澳大利亚碳税政策有相仿之处。姜克隽提出：“澳大利亚碳税改加重了澳燃煤发电和冶炼业等污染大户的压力，从而提高了终端消费品价。所以我国应在未来起征碳税时，以低价格起步，小间距多频率地调整价格，避免能源费用的迅速增长。”
与澳大利亚不同的是，我国为了控制高耗能产品的出口而设置了出口税。如果以后开征碳税，则可以考虑取消出口税。两者相抵，不但不会增加企业的支出，反而会将大企业从高耗能的低端产品推向高端市场，带动经济结构的高端发展。“此外，碳税的实施还将有效提高空气质量，减少雾霾引起的肺癌和呼吸道疾病的医疗支出，因此碳税实施的收入成本远高于支出成本。”姜克隽说道。
目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把碳定价提上日程，尤其是美国。减税政策到期和削减政府财政支出的双重效应将使美国税收收入大幅增加、政府支出大幅减少，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即出现所谓的“财政悬崖”。而征收碳税很有可能成为解决途径之一。发达国家碳税的悉数出台，必然会加速中国碳税实施的步伐。2012年中国设定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7个碳税试点省市。今年将会进一步加快天津、北京、上海、广东的实施速度，争取年内使碳税政策由预想变为现实,从而引导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双调整，增强国家长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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